大衛·科波菲爾.  查爾斯 狄更斯
第5章. 我被打發离開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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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就濕透了,這時馬車突然停下。

我往外看,想知道個中原因。我惊喜地看到皮果提從一道圍篱后冒了出來并爬到車上。她抱住我,緊緊往她怀里摟,把我的鼻子都壓得好疼,不過當時我并沒覺得鼻子疼,直到后來才發現。皮果提什么也沒說。她抽出一只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里,掏出几個裝著糕點的紙包并塞到我的几個口袋里,還朝我手里放了一個錢包,但仍然什么也沒說。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緊緊抱住我一擠,便下了車跑著走開了。我現在相信,也一直這么相信——她的長袍上沒有留下一顆扣子了。我從滾來滾去的扣子中撿起了一顆,把它作為紀念品珍藏了很久。

車夫看著我,那神情像是問我她還會不會回來。我搖搖頭,說我認為她不會了。“那就走吧,”車夫對那懶洋洋的馬說;那馬就按吩咐開路了。

這時,我已哭到再也不能哭的程度了,于是我開始想到再哭也沒用了,尤其想到羅德利克·蘭頓和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長在艱難中,我所記得的,都沒哭過。車夫見我下了這決心,便建議我把小手帕攤在馬背上晾干。我謝了他,并同意那樣的。在這么一种情況下,那手帕顯得特別小。

我現在有心思來檢查那個錢包了。這是個硬皮錢包,帶一個搭扣,裝著三個亮閃閃的先令,顯然,皮果提因為一心要讓我高興還用白粉把這三個先令打磨過。但錢包里更珍貴的內容是用一張紙包的兩個半克朗。我母親在紙上親筆寫道:“致衛衛,附上我的愛。”我再也撐不住了,只得又請求那車夫把我那小手帕遞給我。可他說他認為我最好不用,我也認為我的确最好不用。于是,我就用袖子擦擦眼睛,止住了自己。

盡管由于先前的激動,我還不時發出大聲嗚咽,但我再也沒哭了。慢吞吞地又走了不多遠后,我就問車夫會不會一直走到那里。

“一直走到哪?”車夫問。

“那儿。”我說。

“那儿是哪?”車夫問。

“离倫敦不遠。”我說。

“嗨,就是那匹馬,”那車夫抖抖韁繩指著那匹馬說,“還走不到一半,它就會比豬肉還死气沉沉。”

“那么說,你只走到雅茅斯嗎?”我問。

“差不多,”車夫說,“到了那儿,我就送你上長途馬車,由長途馬車再把你送到——管它是什么的地方。”

對這位車夫(他姓巴吉斯)來說,這算是說了很多話了。正如我在前面的某一章里說過,他是一個少言寡語的人,几乎不和人交談。我給他一塊蛋糕以示酬謝,他一大口就吃了,真像一只大象。而且那塊點心在他臉上引起的表情不比在一只大象臉上引起的多什么。

“·她做的,啊?”巴吉斯先生問道,他老坐在前踏板上,把雙臂分別支在膝蓋上,向前無精打采地傾著身子。

“你是說皮果提嗎,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說,“是她。”

“對,我們的點心全由她做,飯也全由她燒。”

“是這樣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努起嘴,像是要吹口哨似的,但沒吹。他坐在那儿盯住馬耳朵,好像在那里發現了什么新鮮玩藝。就這樣,他坐著,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他又慢慢地說:

“沒有情人吧,我相信。”

“你是說杏仁,巴吉斯先生?”因為我以為他還要吃點別的,就指明那是什么點心。

“情人,”巴吉斯先生說,“是情人;沒人和她要好吧?”

“和皮果提?”

“啊!”他說,“和她?”

“哦,沒有,她從沒有過情人。”

“真的沒有?”

他又努起嘴,像要吹口哨似的,但又沒吹,他仍坐在那儿盯住馬耳朵看。

“那么她做,”巴吉斯先生想了半天又說,“各种苹果餅,還有各种飯菜,是嗎?”

我回答說事實正如此。

“嗨,我想告訴你,”巴吉斯先生說,“也許你會給她寫信吧?”

“我當然會給她寫信。”我答道。

“啊!”他慢慢把眼光轉向我說,“是這樣!如果你給他寫信,也許你會記得寫:巴吉斯愿意,是嗎?”

“巴吉斯愿意。”我重复道,什么也不懂,“就這句話?”

“是的。”他說著,一邊考慮著,“是——是的。巴吉斯愿意。”

“可你明天又要到布蘭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想到屆時我已离那儿很遠了,我吞吞吐吐地說,“你更可以自己去說呀。”

他搖搖頭,反對這主意,又一次非常鄭重地強調先前那個請求,“巴吉斯愿意,就是這句話。”我滿心答應了。當天下午在一家客棧里等候馬車時,我就要了一張紙和一瓶墨水,給皮果提寫了封短信。那信是這樣寫的:“我親愛的皮果提,我已平安到了這里。巴吉斯愿意。向媽媽轉致我的愛。你親愛的。又:他說他特別要你知道——巴吉斯愿意。”

我承諾了將做那事后,巴吉斯先生又陷入了完全的沉默。最近一向發生的一切使我累得很,我就躺在車箱里的一只袋子上睡著了。我睡得很香,直到抵達雅茅斯才醒來。我們駕車來到一家客棧的小院子里,這時的雅茅斯在我眼里成了一個全新的陌生地,以致我馬上就打消了有可能和皮果提先生家里人見面的希望,甚至可能和小愛米麗見面的希望也打消了。

長途馬車就在院子里,雖然還沒套上馬,但整個車都干干淨淨,那樣子一點也不像是就要去倫敦。我正在想這個,并捉摸我那個箱子會被怎么處置 ——那箱子被巴吉斯先生放在院子靠柱子的邊道上了(他把車赶進院子里轉過身來)——還在猜我會遭遇到什么,這時一個女士從一個挂了些禽肉和大塊腿肉的半圓窗口朝外張望,她說:

“那就是從布蘭德斯通來的小先生嗎?”

“是的,夫人,”我說。

“姓什么?”那女士問道。

“科波菲爾,夫人,”我說。

“那不對,”那女士答道。“沒人在這儿為姓這個的預付過飯錢。”

“是姓默德斯通嗎,夫人?”我說。

“如果你就是默德斯通少爺,”那女士說,“為什么一開始要說另一個姓呢?”

我向那女士解釋了一番其中原因,她就搖鈴并叫道:“威廉!帶人去餐廳!”一個侍者听到這話就從院子對面的廚房里跑出來帶人去餐廳,當他發現要帶的不過是我,顯得好不吃惊。

這是很長的大房間,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地圖。哪怕這些地圖真是外國而我又被拋棄在它們之中,我也怀疑我是不是會覺得更加身處异地它鄉了。我手拿帽子,在靠門的椅子一角上落坐,我覺得這夠大大咧咧的。當那侍者為我舖上台布并擺出一套調味瓶時,我想我一定羞得滿臉通紅了。

他給我拿來一些排骨和蔬菜,還那么粗魯地揭開蓋,以至我還生怕先前怎么冒犯了他呢。但他為我在桌旁放下一張椅子,還很殷勤地說:“嗨,六呎高!來吧!”

我謝了他,在桌邊坐下。可他站在我對面那么一個勁地瞪著眼看我,我覺得很難靈活地使用刀叉,或很難不把肉湯濺在自己身上,每次我与他目光相遇,我的臉就紅得可怕。注視著我吃第二塊排骨時,他說:

“還有為你准備的半品托啤酒呢。你現在喝嗎?”

我謝了他,并說要。于是,他把那酒從一個大罐里倒進一只大杯子,并把杯子對著亮光舉起來,使這酒看起來更好看了。

“哦,看哪!”他說,“好像很多呢,是吧?”

“真的看起來很多,”我笑著答道。看到他心情那么好,我也很高興了。他眼睛眨個不停,長了一臉疙瘩,一頭的頭發豎著。他站在那儿一手叉著腰,另一只手舉著玻璃杯對著亮光,看上去挺友好的。

“昨天,這儿有一個先生”他說,“——一個挺壯實的先生,叫好鋸匠——也許你認識他?”

“不,”我說,“我認為不——”

“他穿著短褲打著裹腿,戴著寬邊帽,還套著灰外衣,系著花點圍脖,”那侍者說。

“不,”我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沒那榮幸——”

“他走進這里,”那侍者盯著從杯里透過的光亮說,“要了一杯這樣的啤酒——我勸他別要——他·偏·偏·要——喝了以后,倒下去死了。這酒對他來說年代太久了。這酒本不該拿出來的;就是這回事。”

听到這個可悲的事故,我大為震惊;我便說我以為我還是喝點水為好。

“嗨,你看,”那侍者仍眯著一只眼盯著從杯子里透過的光亮說,“我們這儿的人不喜歡要了的東西剩下什么。這會使他們生气。可是,如果你喜歡,我可以把它喝掉。我已經習慣它了,習慣了就沒什么了。我覺得它對我沒害,如果我仰起頭來一口气喝干。我能喝嗎?”

我回答說,如果他認為喝下去沒危險就喝吧,我會很感激他;但如果他不那么認為就千万別那樣做。當他仰起頭一口气喝下去時,我真怕极了,我承認,我怕看到他遭到和那可怜的好鋸匠一樣的命運而倒在地毯上沒一口熱气。可那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傷害。相反,他看上去更加精神了。

“我們這儿有什么菜呀?”他把叉子伸到我盤子里說,“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說。

“天哪,”他叫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這种啤酒的毒性的東西。這可不是運气嗎?”

于是,他一手拿起一塊排骨,一手拿起一個土豆,津津有味地全吃了,這下讓我高興得不得了。他又拿起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然后又是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我們吃完后,他又端來一個布丁,在我面前放好,他好像在想什么,有些走神。

“餅怎么樣?”他打起精神問。

“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嗨,天哪,這就是的!什么!”他走近了一點看,“你不是說這是個雞蛋面粉布丁吧?”

“對,它的确是的。”

“嗨,雞蛋面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說,“是我最愛吃的布丁!這不是運气嗎?快吃,小伙計,讓我們看誰吃得最多。”

當然侍者吃得最多。他一次又一次要和我比賽,但以他的大勺對我的小勺,以他的大口對我的小口,以他的飯量對我的飯量,從第一口開始,我就被遠遠扔在后面了,根本沒机會追上他。我想,我還從沒見到什么人像這樣吃布丁吃得香的;布丁吃完后,他大笑起來,好像還在香香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那么友好又好相處,我就向他要筆、墨水和紙,好給皮果提寫信。他不但拿了來,還好心好意地看著我寫。我寫好信,他問我要去哪里上學。

我說,“离倫敦很近。”我也只知道這些。

“哦,看哪!”他看上去很沮喪地說,“這事真叫我難過。”

“為什么?”我問他道。

“哦,上帝!”他搖著頭說,“那正是他們弄斷了一個小男孩肋骨的學校——兩根肋骨——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呢。

我應該說他是——讓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訴他我在八歲和九歲之間。

“正是這個年齡,”他說,“他八歲零六個月時被他們弄斷了第一根肋骨,到八歲零八個月時又被他們弄斷了第二根,結果要了他的命。”

這事件實在讓人听了不太舒服,我無法對自己掩飾這點,也無法對那侍者掩飾這點,我又問他這是怎么發生的。他的回答并沒給我什么鼓舞,因為那只是三個可答的字:“打斷的。”

就在這時,院里長途馬車及時吹響了號角,于是我急忙站起來,半為了有一個錢包而驕傲地吞吞吐吐問他,有什么我得付錢的。

“一張信紙,”他答道,“你買了一張信紙吧?”

我不記得我買過。

“信紙很貴,”他說,“由于要納稅。三個便士。在這個國家,我們就這樣被抽稅。除了給侍者,再沒什么了。墨水就算了,我來·貼吧。”

“你應該——我應該——我應當給多少——你希望給侍者多少呢?”我紅著臉,結結巴巴地問。

“如果我沒有一個家,那家又沒有都染上天花,”那侍者說,“我不會要六便士。如果我不用供養年老的父母,還有一個可愛的妹妹,”說到這里,那侍者很動情了——”我不會要一個法生。如果我有一個好處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請求你收下我的一點什么,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飯剩菜度日,睡呢就睡在煤堆上——”說到這里,那侍者哭了起來。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覺得無論如何給他的錢如果少于九便士都是心地殘忍冷酷的。我從我那三個亮閃閃的先令拿了一個給他,他謙卑恭敬地接了下來,并馬上用拇指捻了捻,試試真偽。

我被人從車子后面舉進車時,有一點難堪,因為我發現人們以為我一個人把中餐全吃完了。我知道這點是因為我無意間听到那女士在半圓窗后對看車的人說,“當心那孩子,喬治,要不他會脹得裂開的!”此外,我還看到周圍那些女仆都走了出來看著我笑,好像我是個怪物。而那個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已經重又振作了起來,看上去不但不為此不安,反而一點也不難為情地跟著大家一起大惊小怪。如果我對他產生了什么怀疑,我想這是引起那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現在更傾向于認為:由于怀著孩子單純的信任和一個幼者對長者的天生信賴(這种天性被任何孩子過早用世俗的精明來取代都會使我惋惜),我總的來說并不怎么怀疑他,以后也沒有。

我得承認,因為無端成為車夫和看車人取笑的對象,我感到很不好受。他們說因為我坐在車后邊,所以那部分重;還說我坐貨車旅行更為威風。我大肚皮的故事傳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們也听了很開心,問我在學校里是不是被當作兩個或三個兄弟付膳食錢,還有我是否在一定條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讓他們樂的問題。不過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机會吃東西時我一定會不好意思吃東西,所以吃過那么一餐量少的午飯后,我就得一夜挨餓了——因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餅忘在客棧里了。我的顧慮得到了證實。我們停下來吃晚飯時,雖然我很想吃,我卻鼓不起勇气來吃半點,只好坐在火爐邊并說我什么也不想吃。就這樣,也不能使我免遭更多的嘲諷;一個聲音沙啞、滿臉橫肉的男人一路上不是不停地從三明治盒子里掏出東西吃,就是從瓶里喝水,他卻說我像一條大蟒,吃一次就可維持好長時間;他說過這之后又真地狼吞虎咽了一份煮牛肉。

我們下午三點從雅茅斯動身,預定次日上午八點左右抵達倫敦。那正是仲夏時分的天气,傍晚實在舒服。我們經過一個小村庄時,我獨自想象那些房子里面是什么樣的,住在那里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些男孩追著我們并攀在車后晃了一段路,這時我便想不知他們的父親可否都在世,不知他們在家是否快活。我的思路不斷飛向我正前往的那种地方——想象中那的确是可怕的場景,除此之外,我還想了許多別的。我現在還記得,我有時任思緒飛往家和皮果提,我還使勁回憶在咬默德斯通先生前,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又是個什么樣的孩子;可我怎么也想不起來,我咬他好像是很遙遠的遠古年代的事了。

晚上就不像傍晚那樣舒服,因為太涼;為了防止我從車上掉下去,我被安排坐在兩個男人中間(在那滿臉橫肉的和另一個人中間),他們倆打起盹,就把我擠得差點悶死。他們有時把我擠得那樣緊,我不禁叫道:“哦!請別這樣!”可他們卻因為這叫聲把他們吵醒了而不樂意。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穿皮大衣的女士,她被那樣得嚴實包裹著,以致在昏暗中看起來不像一個女士,而像一個干草垛。這女士帶了一只籃子,有好長時間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后來發現我的腿短,就決定把籃子放在我下面。那籃子擠著我還扎著我,使我非常痛苦;可是如果我稍微挪挪身子,使籃子里的一個大玻璃杯碰在別的什么東西上光啷作響(因為那是必然的),她就很厲害地踹我一下,并說:“小心,別亂動。·你·的骨頭還嫩著呢,·我能肯定。”

最后,太陽升起來了,我的伙伴們看上去也睡得舒服多了。晚上他們掙扎得那樣辛苦,他們通過他們那可怕的喘气聲和打鼾聲來表現了這點,而現在都气聲平靜了。太陽升得越高,他們睡得越舒服。當他們個個醒了過來后,每個人都說自己沒合過眼,如果听到有人說某人睡著過,那被說的人就會气忿忿地反駁。我記得我當時為此十分惊奇,至今我仍同樣惊奇。因為我觀察到,對人類所有的弱點來說,人們天性而又最不愿承認的卻又共有的就是曾在馬車上睡過覺(我不能想象這是為什么)。

當倫敦在遠方出現時,我覺得倫敦是一個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又多么相信我喜歡的那些英雄的業績將在那里不斷重現,我還如何在心中依稀覺得這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富于神奇和罪惡的地方,這些我都不用在這儿停下來多講了。我們漸漸接近它,并按時來到我們計划要去的那個位于白教堂區的旅店。我不記得那旅店是叫藍牛,還是叫藍豬,反正我知道它叫藍什么的,而且那玩藝的樣子還畫在那輛馬車的后部。

看車的人下車時向我看一看,在票房門口說:

“有個小家伙從蘇弗克的布朗德斯通1來,是姓默德斯通的為他訂的票,有什么人來接這小家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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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看車的人沒有讀准地名。

沒有人回答。

“請你再用科波菲爾這個姓試試看,先生,”我無奈地低下頭說。

“有個小家伙從蘇弗克的布朗德斯通來,是姓默德斯通的為他訂的票,但他自稱姓科波菲爾,現在還在這儿等人接,有人來接這小家伙嗎?”看車的人說,“快點!有人來接嗎?”

沒有人。沒有人回答。我不安地朝四周看,可是那問話沒對任何人激起反應,如果不把那個系著裹腿的獨眼男子排除在外的話。那人建議他們最好在我脖子上套個銅圈并把我拴到馬廄里去。

梯子拿來后,我跟在那個像干草垛一樣的女士后面下了車,但在她的籃子被拿開之前,我一下也不敢動。那時,車里已經沒有乘客了,行李很快就被搬光了,馬在行李搬完之前被牽走了,剩下馬車被几個旅店的馬夫推走了。可是仍然沒人出面來招領從蘇弗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這位小伙子,這位風塵仆仆的小伙子。

我那時比魯濱孫·克魯索還要孤單,魯濱孫還沒人看著他,也沒人知道他孤單呢;受當班的售票員邀請,我進了票房,走過柜台后面,坐在他們秤行李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時,看著大大小小的包裹,聞到馬廄的气味(從那以后,那气味就永遠和那個上午的回憶連在一起了),一連串万分恐怖的焦慮從我心頭掠過。假設沒人來接我,他們會讓我在這里呆多久呢?他們要把我留在這里直到我那七個先令花光為止?晚上,我是不是要和那些行李一起在那些大木頭箱子中的一個里睡覺、早上又在院子里的一個抽水泵前洗臉?或許每天晚上我會被赶到外面去,等次日售票處開門了再來等人接我?假設這一切并沒什么弄錯的,默德斯通先生制訂了這計划來除掉我,我該怎么辦?如果他們讓我留下直到把那七個先令花光為止,那么當我開始挨餓時我就不能指望再呆在這里了。那不僅會讓那個藍什么怪物要擔付我喪葬費的風險,還顯然會讓顧客感到不便和不快呢。如果我馬上動身,設法走回家,我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又怎么能指望可以走那么遠呢?就算我回了家,除了皮果提,我還能信任誰呢?就算我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有關當局,要求獻身去當兵或做水手,可我是這么小的家伙,他們准不會收下我。這些還有其它一百种類似的想法,使我覺得發燒,使我焦慮沮喪得發昏。正在我心焦如焚到极點時,一個人進來并悄悄向售票員說了什么,售票員便馬上把我從磅秤上拉下推到那人跟前,好像我已被稱過,買妥,交付并付過款了。

和這新相識手拉手走出售票處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是一個瘦削的年輕人,面色萎黃,雙頰深陷,他的下頦几乎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樣黑。但他們的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因為他把胡子刮掉了。他的頭發沒什么光澤而顏色晦暗枯焦。他穿著一套黑衣,那衣也顏色晦暗枯焦,而且褲腿和衣袖都嫌短了。他系了一條白圍巾,那圍巾并不很干淨。我當時和現在都不認為那是他身上僅有的亞麻布服飾1,可他顯示的或暗示他所有的只有那件亞麻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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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里暗示該人未穿襯衣。

“你就是那個新生吧?”他說。

“是的,先生。”我說。

我以為我是的。我不知道。

“我是薩倫學校的教員之一,”他說。

我向他鞠了一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我覺得對薩倫學校的一位學者和教員提到像我那箱子一類的平凡東西實在太愧得慌,于是出了院子又走了一小段路后,我才腆著臉皮提到它。我謙卑委婉地說也許那箱子以后還派得上用場,我們就折回去,他告訴售票員說中午讓腳夫來取那箱子。

“對不起,先生,”我說道,這時我們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遠嗎?”

“在黑荒原那儿,”他說。

“那么遠嗎,先生?”我怯怯地問。

“挺遠的,”他說,“我們要坐驛車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樣的虛弱和疲乏,想到還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訴他說我頭天夜里就什么也沒吃過了,并說如果他允許我買點吃的我會對他非常感激。他听說后,顯得很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來打量我——他考慮了一小會儿后說他要去看住在不遠處的一個老人,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我去買點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無礙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當早餐吃,在那儿我們還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這樣,我們來到一家餅店向那櫥窗里望,我不斷提議,想買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則不斷予以否決,然后我們決定買了一小塊黑面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雜貨店里,我們又買了一個雞蛋和一片咸肉,為這我付出第二個亮閃閃的先令而得到的找頭是那么多,以至我想倫敦是一個東西便宜的地方。收起這些東西后,我們穿過一片喧囂和嘈雜,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腦子亂得無法言傳,然后我們又走過一座橋,無疑,那就是倫敦橋(的确,我認為他是這么告訴我的,不過我當時處于昏昏半睡的狀態中),最后我們來到窮人住的房子,從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門前的石刻上,我知道這是濟貧院的一個部分。石刻上說這些房子里是用來收容二十五個貧窮女人的。

薩倫學校的教員把那些小黑門中的一扇門閂拔掉,那些小黑門都很相像,每一扇門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門上還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子。我們走進那些貧窮女人中的一個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湯鍋燒開。那女人看到教員進去后,便不再拉她膝蓋上的那個風箱,說了句什么,我覺得那話听起來是在說“我的查理!”但是看見我也進了屋,她便起身,搓著手行了一個含含糊糊的禮。

“請你為這位年輕的先生熱熱早餐,可以嗎?”薩倫學校的教員說。

“我可以嗎?”那老婦人說,“我可以,當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樣?”教師看看坐在火爐邊一張大椅子上的另一個老婦人說,那老婦人是那樣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還為當時沒弄錯坐到她身上而感到僥幸。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個婦人說,“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万一火爐的火過了气,我能斷定她也會過气,而且再也不會回過气了。”

他倆看她時,我也看她。雖然那天很暖和,她卻看上去除了火爐什么也不想。我想象連火爐上的湯鍋也遭她忌妒呢;火爐竟被用來煮我的蛋、烤我的咸肉,她對此十分气憤,我得出這結論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我看見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見她)在爐上烹調操作正進行時對我晃了晃拳頭,那時其他人都沒看她。陽光從小窗口里流瀉而入,可她卻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著陽光而坐,把整個火爐擋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給它暖气,而不是它給她暖气,她那架式就像滿怀戒備之心地監視那火爐。我的早飯做好后,火爐空了出來,她竟為此高興得大聲笑了起來——我得說,那笑聲委實不動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雞蛋和咸肉,還有一小盆牛奶,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時,那房里的老婦人對教員說:

“你帶著笛子來了嗎?”

“帶了,”他說。

“吹一下吧,”那老婦人用討好的口气請求道,“一定要吹喲。”

于是,教員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節的笛子用螺絲旋緊接好,便馬上吹了起來。經過多年考慮,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沒人吹得比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過的所有聲音中,天然的也罷,用各种方法發出的也罷,只有他吹的最為讓人凄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調——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沒有曲調——但那吹奏聲在我身上的影響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惱,直到忍不住熱淚往外淌;其次是奪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來。眼睛開始合上,我開始打起瞌睡,這時回憶又涌了出來。那個角櫥敞開的小房間,還有房里那張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間去的小樓梯和壁爐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記得,我一進門就捉摸: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華美羽飾注定會落個什么下場又會怎么想——全從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聲也听不見了,傳來的是車輪聲,我又上路了。馬車顛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聲又回來了,薩倫學校的教師兩腿交疊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訴,而房子里的婦人興沖沖地看。又輪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沒有笛子,沒有教員,沒有薩倫學校,沒有大衛·科波菲爾,沒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夢見他吹奏這凄惶的笛聲時,那房子里的老婦人心怀贊歎地走到他身邊,從椅背后俯過身去熱烈地使勁摟了一下他脖子,這使他的吹奏中斷了一小會。不是當時就是那以后,我處于半睡半醒的狀態;因為當他重新吹奏時——他的吹奏中斷過,這是事實——我看到也听見那老婦人問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說:“哎,哎!是啊!”她還朝著火爐點點頭。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歸結給了火爐。

我仿佛打了一個很長的盹,薩倫學校的教員才把笛子拆成三節后收起來,帶我离開了。我們在附近發現了馬車,便上到車頂上。可我太想睡了,當我們在路上停下讓別人上車時,他們把我放到車廂里,那儿沒有別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發現車正在綠葉中往一個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會儿,車停了,終點站到了。

一條短短的路把我們——我是說那教員和我——帶到了薩倫學校,一座高高的磚牆圍住這學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牆里的一個門上方是薩倫學校的校名匾牌。我們拉門鈴時,一張陰沉沉的臉從門的柵欄里仔細打量我們,門一打開我就發現這臉屬于一個大塊頭的男子。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樣,他支著條木頭腿,太陽穴外突,頭發齊腦門剪得很短。

“那個新生。”教員說。

那支著條木頭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這用不了很長時間,因為我個頭并不大——把我們身后的大門鎖上,拔出鑰匙。我們朝座落在陰暗濃密的大樹中的房子走去,這時他在我的向導背后叫道:

“咳!”

我們回頭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手里拿著一雙靴子。

“喏!鞋匠來過了,”他說,“那時你出去了,梅爾先生,他說他再也沒法修它們了。他說這靴子一點原來的樣子也沒了,他為你還想修補而奇怪。”

他說著就把靴子朝梅爾先生扔過來,梅爾先生便回頭走了几步把他那雙靴子撿起。我們又繼續往前走時,他看著那靴子(恐怕他是很傷心的)。我這時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沒法穿了,他的長襪有一個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樣綻開。

薩倫學校是一座帶耳房的四方形磚結构建筑,外表沒任何裝飾而光禿禿的。除此之外,學校四處都靜悄悄的,于是我對梅爾先生說我認為學生們都不在學校里。可他對我不知道時值假期顯得很惊奇。所有的學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長克里克爾先生和克里克爾太太及小姐去海濱了,我是因為犯了過失才在假期內送到這里作為一种處罰,這些都是我們一塊走時他告訴我的。

我睜大眼盯著他帶我走進的課室看,這是我所見過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涼的了。它現在還歷歷在我眼前。這是個長長的房間,里面放了三行課桌,六行長凳,牆上釘滿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鉤子。髒兮兮的地板上盡是些零零散散的舊寫字本和練習本。用那些舊本子的紙做成的蚕房也散亂地放在課桌上。在用硬紙板和鐵絲做成的散發霉味的閣樓間,兩只被主人拋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來穿去,它們瞪著兩只紅眼睛向每一個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鳥在一個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籠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聲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開口叫也不開口唱。屋里彌漫著一种怪怪的不衛生气味,就像厚燈芯絨褲發了霉,甜苹果沒有通風,書籍變腐。假如這房間建成時就沒有頂,一年四季從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風,也不會有這么多墨水濺在這屋里。

梅爾先生离開了我,把他那雙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樓上去。我輕輕走到屋子的另一頭,并打量我經過的一切。突然,我發現一張書桌上平放了一塊紙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寫道“·當·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書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條大狗。可我慌張地向四處看卻怎么也看不到它。我還在張望時,梅爾先生回了,他問我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請你原諒,先生,”我說,“對不起,我在找那條狗。”

“狗?”他說,“什么狗?”

“這不是狗嗎,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當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爾,”他嚴肅地說,“那不是狗,那是個學生。我奉命,科波菲爾,把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開始就這樣,可我只能這么做。”

他說著把我抱下來,把那專為我做的告示紙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個背包那樣;打那以后,無論我走到哪儿,都得帶著它。

沒人能想象我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難。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總覺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轉過身看到沒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為無論我的背向著什么地方,我總認為有人在那里。那個支條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難更深。他有那權力;只要看到我靠著樹,或圍牆,或房子邊,他就用那大嗓門從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這先生!你這科波菲爾!亮出那塊告示板來,要不我就告發你!”操場是一個只舖了石子的院子,光禿禿的,正對著學校和勤雜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師傅看到了它。一句話,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時,每一個到學校來的人,無論從哪儿來,都會看到它:要當心我,因為我咬人。我記得,我當時也開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當成一個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場上有個舊門,學生們有在門上刻自己姓名的傳統。門上滿是這种刻痕。我好怕他們在假期結束時會回來,所以我讀著這些名字時就不能不想象· 這·一·位會用什么腔調又如何強調地讀:“當心他!他咬人。”有一個學生——一個叫杰什么,姓斯梯福茲的——總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還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會用有力的聲音來讀告示,然后就扯我的頭發。還有一個學生,一個叫湯米·特拉德爾的,我怕他會拿這開玩笑,并裝出很怕我的樣子。第三個是喬治·鄧普爾,我想象中他會把這告示當成歌來唱。我看著那扇門,像一個提心吊膽的小動物那樣看著門,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聲稱和我不往來,并用各自的口气大聲叫:“ 當心他。他咬人!”梅爾先生說,當時學校有四十五個學生。

對著書桌和長凳,我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時,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它空空的床舖看去時,我還是這么想。我得一個夜晚接一個夜晚地做夢,夢見我母親像從前那樣和我在一起,或夢見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會,或夢見坐在馬車車廂外邊的地方旅行,或夢見又和那個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無論是什么情形,都夢見人們瞪眼看我并尖叫,因為他們很不快活地發現我只穿了件小睡衣,還挂著那塊告示板。

那單調的生活,還有那對開學的不斷焦慮,真是令人痛苦得難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爾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課,由于沒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責就都做完。做功課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說過的那樣,在木頭腿的人監視下散步。我記得多清楚逼真啊——學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開了的綠色石板,一個漏水的舊桶,還有那些變了色的猙獰樹干,雨天里這些樹比別的樹更往下滴水,陽光下這些樹比別的樹透過的風要少。一點鐘時,我們——梅爾先生和我——在一個長長的飯廳的一端吃飯,那飯廳里放滿了松木桌,一股油膩的气味在飯廳里蕩漾。然后我們再做功課,直到喝茶。喝茶時,梅爾先生用藍茶杯喝,我用一只錫罐喝。整整一天里,梅爾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張單獨擺在一邊的書桌旁努力工作,用筆、墨水、尺子、帳本和寫字紙算上半年的帳(据我所發現),直干到晚上七、八點鐘。晚上他收拾起那些東西后就拿出笛子來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覺得他要把自己一點點吹進笛子最上面那個孔,然后從鍵上一點點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著頭,坐在燈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爾先生吹奏,一面記誦第二天的功課。我看到我自己把書合上,仍然在听梅爾先生那哀切的吹奏,從笛聲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聲音,听到了雅茅斯海灘上的刮風聲,我感到傷感和孤獨。我看到我自己走過那些沒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寢,我坐在床邊,因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樓,在樓梯旁窗子上一道陰森的破口處向外張望那挂在外層屋屋頂上的校鐘,外層屋屋頂上還有一個風標;我好怕那鐘叫杰·斯梯福茲和其它人上課的時刻會到。在我預先的种种憂慮中,那种時刻的可怕僅次于木腿人把生銹的大門打開讓克里克爾先生進門的時刻。在這些种种場合中,我不能認為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但在這些場合中我得背著那塊板發出同樣的警告。

梅爾先生和我說得不多,但對我從不苛刻粗暴。我想,我們已經成了不交談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這點:他有時自言自語,冷笑,捏拳,咬牙,扯頭發,那樣子真是無法形容。可他就是有這么一些特別之處的人,開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習慣了。